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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教育信息报隆重推出翁长庆老师赴云南义务支教事迹

资讯来源 :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发布时间 : 2006-02-16 00:00



  翁长庆副教授是艺术设计学院年轻的女教师,她自2003年以来连续3年自费赴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偏远山区小学支教,并发动社会力量,坚持不懈地帮助了近400名贫困学生结对子。2005年年底,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我校领导写来感谢信。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于上学期末和假期及时联系钱江晚报和教育信息报做了对外报道工作。2月7日和2月11日,钱江晚报和教育信息报分别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其感人事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钱江晚报于2月8日刊登了后续报道,《有人要当志愿者有人要捐钱》。现全文转载相关报道,请各单位、部门组织好教职工的学习工作。        

                    党委宣传部


钱江晚报:

        翁长庆从“背包客”到“支教族”

        本报通讯员 陶永建 本报记者 沈蒙和


   当新年贺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时,一封来自云南宁蒗县委县政府的感谢信,悄悄映入天博官方(中国)有限公司校领导的眼帘:“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条件比较薄弱。贵校艺术设计学院翁长庆副教授连续3年赴我县贫困山区小学义务支教,不仅给我们输送了先进的教育理念,还帮助近400名贫困学生结了对子……”

  信中的主人公翁长庆,是该校艺术设计学院的一位专业教师。要是没有这封信,恐怕谁都不会想到一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教师,居然会3次只身自费远赴云南山区支教;要是没有这封信,或许谁也无法想像她家里还有150封承载着感激与希望的来信。

  自费支教为还心愿

  “呵呵,等很久了吧?”与这句话同时出现在记者跟前的是一位春风满面的年轻女子。在厚厚羽绒衣的包裹下,翁长庆比记者的想像更娇小、单薄,也更为时尚。

  说起3次自费支教的经历,翁长庆浅浅一笑:“还愿而已。我是个热爱旅游的‘背包族’,在享受各地如画的山水时,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当地人做些什么,可惜这个心愿始终没机会实现。即便有支教的打算,也不知道该跟谁联系、该去哪儿。直到2003年暑假,我偶然间认识了一位名叫‘信天谨游’的网友。”

  翁长庆不但听说了“信天谨游”通过网络集资建造希望小学的事迹,而且得知这些新建的希望小学正缺老师。“那时,我就知道还愿的机会来了。”翁老师冲着记者眨眨眼,“我将自己支教的想法用电子邮件传给‘信天谨游’。发了六七遍后,他终于回信了。”

  那封回信让翁老师至今难忘,信中除了提醒她目的地条件艰苦别轻易作出承诺外,还附了两张触目惊心的照片:一张是长着绿毛的土豆,另一张是发霉的草垫和破屋。如果她决意前往,前者将是她的食物,屋子将是她生活的场所。

  搭着运猪车进山

  但照片没有吓退翁长庆。收到回信的第二天,她就自己掏钱买了两大箱文体用品和语数外习题册,先寄了过去,并在“信天谨游”规定的10天期限内收拾好了行囊。

  翁长庆独自背着巨大的包踏上云南宁蒗县的土地时,迎接她的是崎岖的山路和臭兮兮的运猪车。“去山区里的乡村没有直达车,必须一路辗转进山,不过可以搭到顺风车哦,就算车上的‘旅伴’全是臭臭的小猪,我也能愉快相处。”翁长庆微笑着说。

  虽说每年这样来回一趟光路费就要花四五千元,但她还是认为很值得:“第一次去纯粹为了实现一个心愿,也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希望,后面就刹不住车了。”

  支教,不只是教授课本知识

  而事实上,翁长庆3年来乐此不疲地将自费支教进行到底,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她不断收到来自远方宁蒗县永宁坪小学黄腊老小学生的来信,截至目前足足有150余封。

  “看,这些都是,我家里还有上百封呢。”翁老师说着,小心翼翼地从身旁的文件袋里掏出厚厚的一沓信。花花绿绿的信封上全是各种稚嫩的字体,写的却是同样的四个字——“翁老师收”。

  她轻轻打开这些信封,记者眼前顿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信纸,作业本上撕下的方格纸也赫然其中。“翁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翁老师,我很思nian你”……除了字里行间的声声呼唤,每一封信都被自己的小主人用贴纸与画笔精心打扮,有彩色的米老鼠,也有鲜艳的花朵与云彩,童趣盈然。

  翁老师不禁感叹道:“要知道,他们学会的汉字相当有限,能在拼音帮助下写成一封完整的信,真的很不容易。信上的贴纸都是我送给他们的,之所以特意粘在给我的信上,是想还我这份情。那么懂事的孩子,任谁都舍不得。我在他们那儿的时候,窗台上每天都有他们上学路上为我采来的山花;小女孩们常趁我不备,偷偷帮我洗衣服,要是不许她们干,还会哭鼻子;我做很多事情,身边都会凭空多出几十个‘小帮手’……他们那样依恋我,让我不得不每年都去教书,而那群大山也已亲切得和我的第二故乡一样。”

  由于当地无法直接寄信,孩子们只得集体拜托校长上县城时把信捎上,翁老师每回收到的信都是成捆成捆的。可无论有多少封信,她始终坚持一封一封地回:“孩子把我的信看得很重要,天天盼回信,因此花再多时间,我也得给他们写回信,将外面的世界带给他们。真正生活过我才知道,作为支教志愿者,教授课本知识还是其次,给孩子们带去希望,并一直让他们保有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热心人不止我一个

  除了150封信里的思念,3次支教经历还让翁长庆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小新。提起小新,翁老师一脸灿烂:“小新的故事让我更肯定: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本能。热心人绝对不止我一个。”

  3年前,小新作为某著名服装品牌的浙江经理,是个爱穿露背吊带衫的时尚女孩。因为都是“背包一族”,所以与翁长庆在网上成了“驴友”。“小新家境优越,照理应该是娇生惯养才对,可没想到听说我的云南之行后,她居然也要加入。结果去县城接她那天,我差点笑死。”翁长庆说着说着又扬起了嘴角,“她穿羽绒服、戴棒球帽的时尚模样在街上就够醒目了,偏偏胳膊下还夹着台电子琴,说是想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脚边则摆了一堆大大小小的包,里面不少都是她怕山里寂寞而专门买的小说。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她的化妆品立刻摆满了屋里惟一的桌子。”

  可就是这样一位崇尚浪漫主义的都市女孩,在老鼠满地跑的屋子里,在只有土豆与满面尘土的日子里,她硬是按预定计划待了两个月,让深山中的校园,第一次响起了琴声。但也就是为了这两个月的支教生涯,小新丢了工作。“相比之下,我就比她幸运多了。第一次去,请假就出乎意料地顺利,系领导听说我此行的目的后,当即表示同意,并帮助调好课,还不扣工资。同事也二话不说接手了我的工作,以便我能顺利去支教。”

  “系里这么支持,我真挺感动的。”翁长庆补充道,“不过小新虽为此失业整整一年,但从没听她说过后悔,仍三天两头地找我为帮助山区濒临失学的孩子们出谋划策,整理邮寄物资。她成了我最好的搭档。”

  帮近400名贫困生结对

  接受采访时,翁长庆的手机就没消停过,记者好奇地凑过去一看:“你那儿濒临失学的学生还剩多少?资助的话算我一份。”原来全是找翁长庆结对“认领”失学儿童的。

  “我只是想尽可能多地帮帮那些一学期72元学习费用都负担不起的孩子们。”翁长庆解释道,“我每次去云南除了上课外,还会搜集当地贫困孩子的资料带回来,找朋友资助。72元也就是我们喝杯卡布奇诺的开销,但却可以让那些孩子念一个学期的书。”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下,这3年来,翁长庆已为近400名学生筹到了念完小学甚至初中的学习费用。“最近那次‘认领’活动,我前一天晚上才把60名孩子的材料放到网上,第二天就‘认领’完了,而且现在还不断地有朋友发短信来要求‘认领’。”

  翁长庆莞尔一笑,“其实我充其量就是个牵线人,身边所有的朋友,看到那些即便衣衫褴褛、没有零食与电脑的孩子们,仍然有着快乐的笑容、晶亮的眼睛时,没有一个不动容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本能。”


有人要当志愿者有人要捐钱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讯 《翁长庆:从“背包客”到“支教族”》一文刊出后(见昨日本报A11版),翁长庆,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搭着运猪车进山,过着三餐都吃土豆的日子,仍连续3年自费赴云南支教,并坚持不懈地帮助近400名贫困学生结上了对子的行动,让编辑部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不时为此响起。

  “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么漂亮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她一定是个特别开朗的人吧?”“去一次也罢了,我佩服的是她居然能年年都去,而且还是自费的。”“150封信一封封地回,得花多少功夫啊?”……翁长庆的故事在不知不觉地感动着人们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有心人。

  在杭州某药业企业工作的沈女士昨天上午9点便拨打了编辑部的电话,询问翁老师的联系方式。由于记者外出采访,她又特地在下午打来电话:“我很早就有和翁老师一样的想法了,可惜因为没有相关渠道,没法付诸实施,所以真的很想和翁老师联系上,依靠她现有的渠道为大山里的孩子出钱出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也想为此出一点力。”


教育信息报:


我的西部支教生活


  编者按:翁长庆,女,天博官方(中国)有限公司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副教授。从2003年9月起,她先后三次自费前往云南省宁蒗县的乡村小学进行支教。她还动员同事、朋友等资助当地的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截至目前,已有近400名学生从中受益。

□本报记者 王 东

  新春的气息还未散尽,翁长庆照例地收到了许多遥远的祝福。这些祝福来自云南省宁蒗县,它们被写在一页页纸上,是通过大信封挂号寄过来的。看到那一行行稚嫩的笔触,读到“翁老师我很想你”“希望你还能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会把新鲜的核桃拿给你吃”等话语,翁长庆心里暖暖的、酸酸的。她想起了那连绵的大小凉山,那海拔3000米以上的一个个小乡村,还有那些脏脏的小脸和清亮的眼睛。从2003年9月起,翁长庆对于西部的记忆和遐想,就变得这样具体而又生动。


 “信天谨游”说,看来你是动真格的了

   “不是责任,不是爱,我高兴还不行,我愿意还不行,凭什么还问我愿意是为什么愿意,为什么,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是愿意,就是高兴,就比如说你为男朋友洗袜子,你愿意。”这是“信天谨游”在面对央视记者提问时的回答。我看到了关于他发动网友捐款、在云南偏僻的山乡盖成小学的报道。当时,我的心就怦然一动。这么多年我四处游走,闭上眼睛都能想起在西藏、新疆、云南山里的孩子;他们就像一颗颗石粒,硌着我的心窝发疼。

   随后,我就开始给“信天谨游”发E-mail,一连几封都石沉大海。最后,终于等来了回复,只有很简单的几个字,他说:看来你是动真格的了!“信天”让我找一个叫浦礼顺的人,他是永宁坪乡副乡长,负责扶贫工作。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浦礼顺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也不知道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安不安全。但作决定的时间很短,只有5天。

   不过,朋友们给我讲了个事,说:云南的长途汽车上,4个男人糟蹋了女司机,结果女司机报复,把汽车开到了悬崖下面。这让我有点不寒而栗。从酒吧出来,我开车绕着马路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凌晨3点多,心情平静了才回家。

  

  浦礼顺指着山凹里的一簇房屋对我说,那就是你的学校

   单位批准了我两个月的假期,还允诺不扣奖金,这让我多少有点喜出望外。我订了9月10日从杭州到昆明的飞机。临行前,刚上学的儿子还塞给我一个玩具,让我带给遥远的那些哥哥姐姐。从昆明到丽江到宁蒗县到站河再到永宁坪,一路颠簸,还下了雨。抵达它腊祖希望小学时,我摔了跟头,裤腿全是泥巴。站在山脊上,帮忙扛行李的浦礼顺指着山凹里的一簇房屋对我说,“那就是你的学校”。

   校园就是一大块稀泥地,中间有几棵小树,我的第一反应是“果然荒瘠”。跨进学校时,我狠狠地吸了口气。泥巴地里站着全校近两百名学生,他们背着破烂的竹筐,挂着很长的鼻涕,用警惕而又好奇的眼神盯着我,最后又“呼啦啦”地围过来。校长和4位教师则在一边怯怯地笑着。当天下午,学校就给我安排好了两个月里的教学课程。我要教的课有全校的英语、美术,4年级的语文、自然、社会,还有5年级的语文、数学和体育,每天要从早上6:30工作到晚上9:00。


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她听得懂

   9月16日是我第一天给学生上课的日子,以前还从未给小学生上过课,有些紧张。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震天响地大喊“老师好”之类的话,但带着浓重的彝族口音,我没听懂。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谁能听懂老师说的话?”我放慢了语速,而且一连问了5遍,但没有一个学生吱声。问了又问,等了又等,当时我的心都快凉透了。因为要让永宁坪的孩子走出大山,走出隔绝之地,普通话一定要会。

   一直都没有学生回答,教室里安静得几乎可以听到呼吸。我正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她听得懂。这让我欣喜若狂,我知道,不是学生不行,有时就是胆怯而已。在随后的教学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培养自信心。譬如在英语课上,我就故意冷落男孩子,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开口说话。我不断地提问女生,也悄悄地打量那些小男生,看着他们焦虑的样子,我心里真是高兴。快下课前,我才再次提问那些男孩子“有没有人愿意站起来和老师一起读ABC的?”这时,有一只小手举起来了,接着又有一只小手……最后竟然有10多个男生举了手。

  

  老师告诫我,千万别说替学生交了学费,否则“土豆会塞满你的屋子”

   上海来的“皮”和我一起拖了浦礼顺下乡,走访永宁坪的各个村小。其中,有几所小学是“皮”等一帮网友捐资新建和修缮的,所以我们一起去拍照和回访。4所村小的破旧是可想而知的,孩子们还要在家与学校之间披星戴月地赶路。永公亩小学3年级以上的孩子,每天都得走8公里路去昔腊坪小学念书。

   进入10月的永宁坪,溪水冰凉刺骨,还有蚂蝗叮咬,饿了只能塞土豆充饥。这一天我在山林里走了整整35公里路,全身被跳蚤咬了47个包,天黑才赶回学校。不过,在它腊祖一村时,就有学生及其家长跑出来,高兴地、安静地跟着我,他们还帮我驱赶山里的大狗。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在山区小学,每学期每个学生虽然只要72元学费,但很多家庭还是无法承担。我替其中的几个孩子交了学费,有位家长竟走了4小时的山路送来两大袋土豆。在除了土豆还是土豆的永宁坪,乡亲们送出的礼物也只有土豆。其他老师因此告诫我,千万别说替学生交了学费,否则“土豆会塞满你的屋子”。

  

  学生在我的电脑上敲了一行字:我们爱翁老师,翁老师要勇敢,不要哭鼻子

   四年级的学生只会写这样的作文:

   我学会了背书。我慢慢地背书,我走来走去慢慢地背书。小明也在慢慢地背书,我们一起慢慢地背书,我们在山上慢慢地背书。完了。

   这让我这位大学教师感觉很烦恼。但更恼人的是,当我把学生叫到身边坐下、一句一句辅导时,有的学生会拿了本子拂袖而去,连招呼也不打。还有一回,我要求一名女生重写作文。但我一说,她就开始哭。无论说什么,她只是哭,一个字都不说。最后,我只好放这名女生回家了。回到宿舍里,我故作镇定地给自己倒了杯水。但喝了一半,眼泪就抑制不住地开始往下掉,我趴在床上大哭,哭得和那个女生一样伤心。

   这时,6年级的4名女生进了我的房间。她们诧异地看着这一幕,并在我的电脑上敲了一行字:“我们爱翁老师,翁老师要勇敢,不要哭鼻子。”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有时,学生们还会给我送花。破旧的小瓶子盛着水,满满地插着各种各样的野花,放在窗台上;有时残败的花还没移去,新的一簇又堆在了窗台上……这很美。

  

  马小龙说要唱歌给我听,但必须在人少的时候

   一句英文换一句相对的彝文,学生们很感兴趣,我也觉得用三种语言说话非常有意思。男孩子是“这么这”,女孩子是“阿麽这”,小猫是“阿捏”,鸡蛋是“挖捏”,好看是“和沙”,你好是“呢和”……我就用这些简单的彝族语言和当地人交流。

   新老师来了,我的课就少多了。而“小新”的到来,则意味着我短暂的支教生活行将结束了。“小新”是我在杭州的朋友。她能不能来,我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但那天,我觉得世界上也有人和我一样生活在“纯美”之中。小新是来“换班”的。那天我起得很早,跑到宁蒗去接她。

   “小新”在熟悉新的环境,而我和他们分别的日子却越来越近。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纪念品呢?小手表可以给4年级的马小龙和苏建城,芭比娃娃可以送给女生,衣服送给卢杰,水笔就给卢才发和陈圣明……有天晚上,3名男生还邀请我在月亮底下比跳、扔沙包、过红绿灯。我在男孩子面前摔了个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笑得爬不起来。卢杰悄悄地告诉我,画了一副画要送给我;马小龙也说要唱歌给我听,但必须在人少的时候。


  一群男孩跟在后面,说是我的保镖

   11月7日,我要离开它腊祖希望小学返回杭城了。那天,很多孩子围在我的屋门口和窗口,看着我忙碌。那天没有学生在操场上打弹子。我给每个班级都拍了集体照,中午几个老师聚会,还杀了鸡。

   下午第2节课,全校停课。孩子们列队站在校门口,我流着泪背着包,飞快地从他们中间走过,一步都不敢停留,害怕放慢脚步就再也挪不动了!但有很多双小手抓着我,前后都是小脚。马彪认真地跟在我旁边,给我当拐杖;一群男孩跟在后面,说是我的保镖。

   到了岔路口,来接我的人已经在那里了。我和那些送我的人一起喝了点酒,也不计较是否会醉,是否会失态。以后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见着他们了,也没有机会再喝上一杯了。喝着喝着,最后我也记不清楚,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醒来时,已经在汽车上睡了6个多小时。


翁长庆:我要给他们一点影响


□本报记者 王 东 通讯员 陶永建

   记者:你怎么会选择云南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作为支教的对象?

   翁长庆:主要是受“信天谨游”的启发,再加上我是学艺术的,经常背着包在外游荡。宁蒗县是全国十大贫困县,我去泸沽湖的时候也曾路过。县城里那个金色的彝族骑马男子的雕像也还在,顶着布巾、吹着笙的样子觉得很亲切。永宁坪是宁蒗县16个乡镇中最贫穷最偏远的乡,我去之前才刚刚通电。那里实在太闭塞了,有些孩子没什么上学的动力,对必须完成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也只是在学校里混日子。在他们眼里,反正长大了也走不出山,找个本村或邻村的人结婚,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种土豆。

   记者:你为什么不像其他网友一样,直接把钱汇过去?

   翁长庆:帮助西部山区的孩子有很多种方式,在我看来,捐时间比捐钱更有价值。汇钱过去,有可能被学校当作教师工资给发了,学生享受不到实惠。但人过去,却可以真真切切地帮助当地的孩子做点事情。我是进入它腊祖希望小学的第一个汉族女子,因此,那里的彝族人看到我,什么都觉得惊奇。至于手提电脑、数码相机、MP3、游戏机等更是闻所未闻。我就是要给他们看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要告诉他们山外的世界不只是土豆,就是要燃起他们的热情,唤起他们奋斗的动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山,去看看外面美丽的世界。

   记者: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能胜任小学的课程教学吗?

   翁长庆:2003年9月第一次去之前,我专门抽空备了一下小学的课程,还带了不少“奥数”辅导书过去。但对于永宁坪乡的孩子来说,这显然是难度太大了。更何况,我觉得西部支教,传授知识不是最重要的,那里的教师也能胜任,重要的是要给孩子们一点影响,要让他们树立起人生的奋斗目标。事实上,我在那里的教学重心就是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勤洗手、洗脸、刷牙等等。

  记者:第二次、第三次去云南,你在那里的时间好像不是很长?

翁长庆:是啊,我是有工作的,好在学校还比较支持。第二次去云南是2004年5月,只待了20多天,主要任务是查账,看看捐款有无用到实处,并向所有网友汇报。我们把钱汇给它腊祖希望小学的何老师,由他将捐款分配给受助学生,并填写好《使用明细表》。总体还是好的。第三次去是2005年10月,我选择了黄腊老小学作为支教点。这个学校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我在那里调查、挑选了50多位贫困学生作为受助对象,制了《贫困学生调查表》,每人一页,有他们的详细情况及照片。现在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资助。

   记者:你怎么去寻找那些赞助人?

  翁长庆:我喜欢旅游,经常上一个名叫“都市行囊”的网站。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说,喝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帮助一个西部的孩子复学,捐款2.8万元就可以盖一所希望学校,他们听后都非常感兴趣。像“小新”就是这样认识的,她是请病假去永宁坪的,回来后就被单位开了。还有“如意”,她是个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比我们自由,她去了永宁坪的另一所学校。还有“原来的艾”等等。我单位里的一些同事听说后,也纷纷加入了资助者的行列。其实,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天性,只是有些人做了,有些人没做而已。

   记者:今年你还会去宁蒗吗?

   翁长庆:虽然来回的路费不菲,我还是希望每年都能去一趟那里。孩子们也经常给我写信,我是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络的唯一“管道”。时间允许的话,我真希望在那里待上整整一年。从第一所牛窝子小学开始,目前由我们网友捐资兴建的学校已有23所了。哪些地方的学校需要翻新或重建,哪些孩子需要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怎么样……都要给网友一个交代,所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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